編者按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環境污染由城市逐漸轉移到農村，農村土壤污染成為當今社會面臨的重要環境問題之一，已經對人體健康構成了嚴重威脅。

土壤與人類息息相關，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由于土壤有較大的“緩沖”能力，污染往往不易察覺，一旦污染將很難恢復，嚴重的還可能導致喪失生產力。因此，防治農村土壤污染對生態環境保護具有重要意義。

本期刊發土壤污染防治與生態修復系列報道之農村土壤篇。對農村土壤污染危害有多大，土壤修復為何城市熱、農村冷，如何走出農村土壤污染治理困境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和梳理，以期對讀者有所啟發。

◆張旭輝 高勝達

國務院新聞辦公布的《2011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中國農村環境問題正日益顯現。農業產業化、城鄉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農村和農業污染物排放量大，農村環境形勢嚴峻。2011年，環境保護部組織對全國364個村莊開展的農村監測試點工作結果表明，農村土壤樣品超標率為21.5％，垃圾場周邊、農田、菜地和企業周邊土壤污染較為嚴重。

農村土壤污染危害有多大？

農村土地一旦遭到污染，不僅會禍及居住其上的農民，更會通過糧食、蔬菜等的供給威脅到“米袋子”和“菜籃子”

“根據我們在國內部分省市開展的大規模調查來看，土壤污染問題比較嚴重，這對我國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復研究中心主任陳同斌這樣說。“我們通過對湖南郴州一個案例長達一年的跟蹤，基本證明了土地污染確實會損害人體健康。后續的監測還證明，污染的農田若不修復，即使不種莊稼，潛在的健康風險也不會消失。”

近年來，我國農村地區由于土壤污染引發了很多突發事件。陳同斌表示，重金屬污染在我國較為嚴重，我國農產品衛生品質受到嚴重威脅。

農村依托土地生產農產品，滿足工業生產和居民生活的需要。農村土地一旦遭到污染，不僅會禍及居住其上的農民，更會通過糧食、蔬菜等的供給威脅“米袋子”和“菜籃子”，給百姓的食品安全帶來巨大風險。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土壤污染則是對這一基礎的威脅和動搖，這個問題得不到徹底解決，國家發展就沒有穩固的基石。

此外，企業生產也會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近年來企業向農村轉移，將更多污染場地帶給了農村地區。在未來的城鎮化進程中，目前主要屬于城市的污染場地問題可能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農村的土地上。

土壤修復為何城市熱，農村冷？

城鄉污染土地修復開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是經濟規律之下的一種市場行為，而這種市場行為的背后，則是我國土地污染追責的困境和融資機制的缺乏

污染場地修復作為一個新興產業在中國方興未艾，巨大的需求推動著市場飛速發展。很多科研機構、企業爭相進入，尋覓發展機遇。

然而，這一工作的開展迄今仍以城市為主要舞臺，對農村受污染的土地修復卻很少有人問津。我們平時經常看到城市中的污染土地修復工程，卻很少聽聞農村土地修復的案例。

其實，城鄉污染土地修復開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并非人為故意，而是經濟規律之下的一種市場行為。而這種市場行為的背后，則是我國土地污染追責的困境和融資機制的缺乏。

“誰污染，誰治理”、“污染者付費”是我國污染防治的重要原則。因此對土壤修復來說，劃清污染責任、對污染者追責是最根本的工作。而在農村，這一工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并不亞于在城市里的情形。之所以這樣說，有三大原因。

一是城鄉土壤污染環境風險不同。同樣的污染，會因其被人接觸的方式不同而產生不同影響。城市土壤受到污染后，可能通過皮膚接觸、呼吸、飲水等途徑危害人體健康；而農村土壤受到污染后，不僅同樣能通過上述途徑危害人體健康，還可能產出含有污染物的農作物，構成對食品安全的巨大威脅。

二是城鄉環境執法能力水平不同。相比城市，農村許多企業的排污行為更加缺乏執法者的監督和管理，以致肆意排污，嚴重污染周邊土壤和水體。加強對污染責任的追究，將可以給予更強的震懾，消除其違法排污的僥幸心理。

三是城鄉政府對修復的支付能力不同。我國污染場地修復工作起步很晚，2004年之后才在京、滬、渝等大城市開展，其中大部分修復項目都未進行污染追責。由于房地產市場高歌猛進，地方政府土地交易的收益就能解決修復資金問題。于是，追責索賠就顯得“既麻煩又無必要”，被一再擱置。而在遠離土地財政的農村，巨大的資金缺口無從彌補，追責變得必要而緊迫。

與城市土壤污染主要來自企業行為有所不同，農村土壤污染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表示，近年來不少“兩高”企業向農村轉移，成了污染土壤的大戶，加上城市河道流出的污水，農村過量施用的化肥、農藥，過量養殖引發的面源污染，以及礦山開采造成的污染，因此，我國農村土壤的污染源很多，追責面臨很多現實問題。

“在我國農村，土地污染的責任確定比城市更難。因為很多鄉鎮企業規模小、生產時間也短，等發現其生產對土壤造成危害時，企業可能已經人去樓空，無從追查。此外，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這一特點，也給追責造成了一定的困難。”重慶市環保局宣傳教育和國際合作處副處長田軍說。

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龍濤告訴筆者:“農產品生產直接關系人的身體健康，農業用地土壤往往需要執行較高的質量標準，但修復后卻難以通過土地增值產生足夠的經濟回報。”目前常用的土壤修復技術成本很高，農業生產產值較低，農民不可能付得起巨額的土壤修復費用。“因此，污染農田的修復模式一直是行業內的一大難題。”龍濤說。

如何走出農村土壤污染治理困境？

需要從污染責任追究、融資機制、修復路線選擇等方面入手，探尋適合農村土地的污染修復模式

在我國，污染場地修復是個新事物。農村土壤污染的影響深遠，其土地修復面臨的現實問題也更多。這些問題的解決無疑需要時間，但比時間更重要的是思路和方法。我們需要從污染責任追究、融資機制、修復路線選擇等方面入手，探尋適合農村土地的污染修復模式。

眾所周知，美國為修復污染場地而設立的超級基金成績斐然，是許多國家和地區治理污染場地效法的對象。然而不為很多人了解的是，實際上只有15％的美國超級基金場地依靠超級基金本身解決了修復費用問題，80％以上的超級基金場地都是通過追責令污染者支付了修復費用。可見，建立中國的場地修復超級基金雖有必要，但更緊迫的是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盡快構建起污染追責體系，讓盡可能多的污染場地找到應當為之付費的責任者。5月23日，環保NGO“自然之友”及重慶市綠色志愿者聯合會，就鉻渣污染事件將陸良化工告上法庭。這一案件已在曲靖市中院開庭，這是國內首例由民間環保組織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也是對污染責任追究的一次勇敢嘗試。

與城市中土壤污染修復費用籌措的現有模式相比，農村土地污染防治的籌資因缺乏資金來源而更加艱難。據《時代周報》今年6月28日的報道，在湖南郴州，每修復一畝污染嚴重的耕地，大約需要花費人民幣50萬~60萬元。修復時間漫長，一般需要10年甚至20年時間。按照這個修復成本來計算，我國農田修復規模將高達50萬億元，如此大規模的資金需求對國內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挑戰。

根據國務院批復的《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精神，農業部、財政部已經聯合印發了《農產品產地重金屬污染防治實施方案》，對相關工作做出了部署。財政部向農業部撥款8.27億元，由農業部在未來5年內對全國農產品產地的土壤污染狀況進行調查；農業部組建了農產品產地土壤重金屬污染防治專家組，為上述方案的實施提供技術支撐，切實加強農產品產地的重金屬污染防治，提升農產品安全保障水平。目前，一些農田重金屬污染修復的試點工作正在湖南等地開展。而且，當前活躍在城市污染場地的修復企業也表現出對農村土壤治理修復的興趣，北京建工環境修復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高艷麗說:“作為國內的修復龍頭企業有責任承擔起農村污染土地修復的重任，努力研發出一些適合農村土壤修復的技術。”

關于農村土地修復融資機制，國家層面目前尚無成熟的模式可以迅速推廣，但已有地方進行了探索和嘗試。重慶市充分發揮國務院給予的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的政策優勢，探索將農村污染場地修復納入地票交易制度體系，運用地票交易制度解決一部分農村污染土地修復的融資問題。例如，重慶市對不能轉變用地性質的非城市區域工業污染場地和農村農用地進行治理修復和復墾，憑借取得的地票在農村土地交易所中進行土地交易，以交易所獲資金償還其修復治理費用。

從修復方式上，土壤修復可分為將土壤挖掘或抽取出來，經運輸后再進行治理的“異位修復”和不移動土壤而直接在原位置進行修復處理的“原位修復”。二者相比，“原位修復”成本較低、可修復深度更大、對土壤的破壞小，適用于更大面積土地的修復，因此更適合于農村。目前，農村土壤修復的“主力軍”是一些植物。中科院地理所環境修復中心自2005年起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環江縣建立了以蜈蚣草為主的植物——物化固定聯合修復技術示范工程，修復當地被污染以至無法耕種的農田。截至目前，這一工程已修復當地1280畝受到污染的農田，占當地總污染土壤的10％。修復后的農田收成率達到正常農田的90％。

龍濤告訴筆者，運用工程手段對淺層土壤進行修復，結合暴露途徑阻隔、改變土地用途等方法，也可以在成本較低的情況下降低土地的環境風險水平。總體來說，以風險管理為原則，工程技術與制度控制雙管齊下是當前修復污染土地的正確思路。

盡管一切剛剛起步，但畢竟是個很好的開始。若城市污染場地修復是一輪朝陽，那么農村污染土地修復也已望見曙光。相信隨著政策、法律體系完善，融資機制創新，以及技術手段升級，農村污染土地修復這個領域，必會變得生機勃勃。修復被污染的土壤，守護農村土地的健康，保障人民群眾的食品安全。(作者：張旭輝 高勝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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