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多次指出，必須牢固樹立底線思維，讓良好的生態環境造福群眾、普惠民生。嚴守生態安全底線，構建國家生態安全體系，成為今后一段時期我國生態保護修復的核心戰略任務。

記者：什么是自然生態安全邊界？如何界定？

王夏暉：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改造自然的活動反過來也會深刻影響到人類自身。自然生態系統內部各要素相融相生、互為依托，某一個環節的損害都會對整體功能產生不利影響。如果生態安全風險不能及時消除，最終勢必演變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風險隱患；反之，筑牢穩定可靠的生態安全基礎也將成為經濟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

從整體觀和系統觀出發，可以按照三個維度去把握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的深刻內涵：一是守住國土空間格局的生態安全邊界，就是要按照人口資源環境相均衡、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的原則，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嚴格保護各類重要生態空間，促進形成科學合理的城鎮化推進格局、農業發展格局、生態安全格局，給自然生態留下休養生息、自我更新的空間；二是守住生態系統功能安全邊界，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用系統論的方法準確識別和消除生態安全隱患，以提高生態系統穩定性和服務功能為核心，著力提高生態系統調節和自我修復能力，祛滯化淤、固本培元，為人類提供數量更多、質量更好的生態產品；三是守住生態保護職責的安全邊界，就是要在履行生態保護責任上，牢固樹立防范和化解各類生態環境風險的責任意識，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以切實保障國家和區域生態安全為己任，不越雷池一步。

記者：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面臨哪些挑戰？

王夏暉：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生態空間安全邊界受到擠壓。生態空間包括森林、草原、濕地、河流、湖泊、灘涂、岸線、海洋、荒地、荒漠、戈壁、冰川、高山凍原、無居民海島等，是具有自然屬性、以提供生態服務或生態產品為主體功能的國土空間。隨著城鎮化加快推進、基礎設施大量建設和礦產資源開發強度加大，原本提供水源涵養、生物多樣性維護、水土保持、防風固沙、海岸生態穩定等功能的生態功能重要區域受到擠占，對部分地區生態安全構成威脅。根據全國生態狀況變化遙感調查評估結果，近十余年來，全國灌叢、草地等自然生態空間明顯減少；“長江雙腎”鄱陽湖、洞庭湖等河湖濕地面積萎縮，部分中小河流斷流長度增加、周期加長；海洋自然岸線比例呈現下降態勢；自然保護地空間布局仍需完善，一些受威脅的動植物物種尚未達到有效保護，生物遺傳資源喪失、流失的趨勢尚未根本遏制。

二是生態系統穩定性差、功能偏低。根據第九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結果，目前我國森林覆蓋率為22.96%，仍遠低于全球30.70%的平均水平，且喬木純林面積占比過高，混交林比例偏低，森林生態系統穩定性不強。草原是我國面積最大的陸地生態系統，但天然草地資源仍處于下降態勢，中度和重度退化面積占1/3以上。根據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相關監測結果，全國水土流失面積2.74億公頃，荒漠化土地面積2.61億公頃。此外，部分高海拔地區冰川消融問題也十分突出。總體來看，當前我國部分重要生態系統功能不強、質量不高、穩定性弱的問題顯著，極易受到人類活動或氣候變化的不可逆影響。

三是保障生態安全的基礎能力薄弱。我國生態保護監管仍存在法規標準缺失較多、監管機制不健全、執法能力嚴重不足的突出短板。其中，生態保護和生物安全立法滯后，綜合性法律缺失，專項法、區域法仍有諸多空白，生態保護修復和監督管理缺少統一標準；圍繞保障生態安全目標的全過程、多部門統一監管鏈條尚未建立；同時，各地履行生態保護監管職責所必需的生態監測和生態觀測能力嚴重不足，生態安全信息共享機制尚未建立，生態保護監管執法隊伍薄弱，履行生態保護監管職責的安全邊界時常失守。近年來發生的祁連山自然保護區內未批先建、秦嶺北麓違建別墅、海南違規填海等多起違法違規案例說明，守住生態保護職責的安全邊界仍任重道遠。

記者：如何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構建國家生態安全體系？

王夏暉：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就是要樹立底線思維，任何情況下都不突破發生重大生態安全風險的“硬杠杠”，確保重要生態系統能夠提供人類所需的基本生態服務功能；在此基礎上，守好自然生態安全邊界，在有效防范生態安全風險的前提下，發揮自然生態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人民美好生活高品質締造、社會治理體系高標準構建的助力推動作用。

國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空間載體，是構建生態安全體系的基礎依托。為此，要優化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守住生態空間安全邊界。具體舉措是：一要加快編制實施國土空間規劃，劃定并嚴守城鎮、農業、生態空間和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保護紅線、城鎮開發邊界，建立生態環境準入清單，突出主導功能、強化邊界管控、嚴把準入門檻；二要實行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制定重要生態空間轉用規則，建立完善生態空間轉換建設用地、農業用地的用途調整監管機制；三要健全生態空間監督管理制度，常態化開展生態保護紅線、自然保護地等保護成效評估考核，嚴厲查處、堅決遏制各類破壞自然生態的違法違規活動；四要加強對礦產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發展等空間布局的生態安全管控，嚴格防控無序擠占和破壞生態空間的行為。既要在思想上遏制住盲目發展的沖動、控制住無序擴張的欲望、樹立起維護生態安全的意識，也要在行動上清晰劃定自然生態安全的空間邊界。

實施山水林田湖草系統保護修復，可以守住生態功能安全邊界。為此，要加快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全國和區域生態廊道網絡，恢復重要生態空間的連通性；加快實施全國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推進重點區域歷史遺留礦山、損毀土地治理復墾，恢復違法侵占河道濕地、灘涂荒地等生態空間，加強自然岸線及重點入海河口濕地保護修復，消除生態安全隱患。在此基礎上，逐步提高森林、草原、濕地、海洋等生態系統質量與功能；加強天然林保護與退化林保育恢復，改善林相結構；嚴格天然草原禁牧封育，持續推進“三化”草原治理，實行以草定畜、草畜平衡；嚴格管控圍填海和占用自然海岸線的開發建設活動，深化濕地面積總量控制制度，保護河湖水域自然岸線和原始生境；加強北方防沙帶和巖溶石漠化區的治理，實施沙化土地封禁保護；通過實施重大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增強生態產品供給能力。

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監管，可以守住生態保護職責的安全邊界。首先，加強生態保護履職盡責情況監督，跟蹤評估各地區、部門履行生態保護履職情況，壓實生態保護的主體責任；加強與紀檢監察機關、組織部門的銜接，落實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破壞問題的責任追究制度。其次，建立生態破壞問題臺賬清單，督促全面整改；把生態損害、生態效益等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使之成為保障國家和區域生態安全的重要導向和約束。最后，實行生態監管綜合執法，建立生態監管信息共享機制，完善生態破壞問題線索移送程序，強化生態執法與相關執法的協調聯動；加快各級生態保護執法隊伍的監測預警、信息處理等綜合能力建設，為實施及時有效的生態保護監管提供基礎保障。